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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这么着，我的生物钟彻底乱了套。
最狠的时候，我床头柜上摆着三个闹钟。一个定在北京时间早上八点，正常上班；一个定在晚上十一点，那是欧洲客户刚吃完早饭开始工作；还有一个在凌晨三点，专门伺候美洲那边的老板们。我那小小的出租屋，白天黑夜彻底颠倒。有时候凌晨四点跟巴西客户通完电话，躺下还没睡踏实，七点半的闹钟就响了——得爬起来处理国内的工厂事务。镜子里的自己，眼袋发青，胡子拉碴，活像个孤魂野鬼。
记得有个德国客户，叫托马斯，严谨得可怕。我们为了一个五金配件的最小起订量，来回拉锯了半个月。他总是柏林时间早上八点半准时发来邮件，提出新问题——那是我这边的下午两点半。等我组织语言、核对数据、请示领导，把回复邮件发出去，差不多就下午五六点了。他那边已经是深夜，不会回复。等到第二天我上班，打开邮箱，准能看到他新的、更细致的要求。如此循环，像一场永无止境的马拉松。
后来我学乖了，特意把跟托马斯的沟通调整到我的晚上九点以后——那是他的下午。我们终于能实时在线沟通了。就着速溶咖啡，我在电脑这边把报价单、规格书、质检报告一样样发过去；屏幕那头的他，不时发来简短的“稍等，我在计算”。寂静的深夜里，只有键盘敲击声和偶尔传来的汽车驶过的声音。那一次，我们从产品厚度谈到镀锌工艺，从包装方式聊到船期，足足谈了四个小时。凌晨一点多，当托马斯终于发来“OK, let's proceed”时，我整个人瘫在椅子上，手脚都是麻的。
不是所有客户都像托马斯这么“守规矩”。迪拜的阿里就是个夜猫子，他总喜欢在当地时间深夜——我这里的后半夜——发起视频通话。屏幕里的他精神抖擞，背景是奢华的办公室；我这边只能强打精神，把睡衣领子整理好，努力让眼神聚焦。有一次谈到关键处，我实在太困了，头不由自主地往下点，差点磕在键盘上。阿里在那边哈哈大笑：“我的朋友，看来时差是我们的共同敌人！”他这一笑，反倒让气氛轻松了不少。那单生意，就在我半梦半醒之间谈成了。
最难忘的是跟进一个澳大利亚订单的那段日子。客户对包装有特殊要求，需要反复确认细节。澳洲时间比我们快两三个小时，他们下班时，我们还在下午。这就意味着，所有需要他们确认的紧急问题，我都得在下午四点前提出——然后等他们第二天早上上班后回复。可工厂那边等着确认才能投产，每天都在催。
我被夹在中间，快被逼疯了。后来想了个不是办法的办法——每天下午把问题清单整理好发过去，然后定好凌晨四点的闹钟。那时候澳洲是早上六七点，客户刚开始工作。我抱着笔记本电脑靠在床头，眯瞪一会儿就惊醒一次查看邮箱。收到回复后，立刻爬起来处理，赶在国内工厂上班前把指令发出去。这样连续折腾了快两周，订单终于顺利推进。最后确认所有细节的那个清晨，窗外刚好泛起鱼肚白。我合上电脑，走到窗前，看着安静的街道和渐渐亮起的天空，眼睛突然就湿了。说不清是委屈，是解脱，还是那么一点点骄傲。
这些年来，我的手机永远开着响铃，从不敢静音。洗澡时听到提示音，会湿着手抓过手机；年夜饭桌上，也可能突然放下筷子回复邮件。家人从最初的不理解——“什么工作非得深更半夜谈？”到后来的默默支持，我妈甚至学会了在我凌晨开会时，轻轻放一杯温牛奶在书房门口。
时间长了，我练就了些“特异功能”。能根据客户IP地址瞬间换算出当地时间；能从一个“Hi”的发送时间，推断出对方是刚开始一天，还是加班到了深夜。我的通讯录里，标注的不是名字，而是“约翰美西”“琳娜意大利用餐慢别急催”“山本日语敬语模板”……
说实话，累吗？真累。有一次重感冒发烧，还是硬撑着在凌晨两点和墨西哥客户开完了视频会议。关掉摄像头后，感觉自己像被抽空了，趴在桌子上半天起不来。可当第二天收到对方的确认邮件，看到那个期盼已久的“PO”，所有的疲惫又瞬间化成了难以言喻的成就感。就像跑完了一场跨时区的马拉松，虽然浑身酸痛，但胸口的奖牌实实在在。
如今，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晨昏颠倒的生活。甚至会在凌晨工作时，泡一杯茶，享受这份独特的宁静。我知道，在这个星球的另一端，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，为了订单、为了生意、为了生活，也在挑灯夜战。我们跨越的不仅是时区，更是文化、语言、习俗的差异。每一个深夜的邮件，每一次凌晨的通话，都是在搭建一座无形的桥梁。
这根网线，连着我的生活，也连着地球另一端陌生人的生活。当订单最终敲定，货物装船启航，穿过大洋抵达彼岸——那种奇妙的感觉，足以抵消所有熬夜的艰辛。这大概就是我们外贸人的宿命和浪漫吧，在黑夜里等待黎明，在寂静中连接世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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