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立刻放下手中的咖啡,拨通电话。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:“我昨晚一夜没睡,如果被遣返,我这两年的努力就全完了...”
这是我作为留学延签顾问的第七年。每年这个时候,总会有几个这样的紧急来电。学生们总是这样,明明签证日期就写在护照上,却总要拖到最后时刻才寻求帮助。
“别急,”我尽量让声音保持平稳,“把护照首页、现有签证页、在读证明,还有最近三个月的银行流水拍给我。现在就去。”
挂掉电话,我打开电脑里那个名为“延签宝典”的文件夹。这可不是什么正式教材,而是我这七年来积累的各种经验总结——从材料准备的细节到移民局官员的偏好,甚至哪个时段去递交申请排队时间最短。
十分钟后,小林的资料陆续传来。我一边查看,一边在心里列清单:护照有效期足够,学生卡正常,成绩单上有两门课需要解释,银行存款刚好差了两千加元。
“听着,”我再次拨通电话,“你现在需要做三件事:第一,去图书馆打印这学期的选课记录;第二,给教授发邮件,请他出具一份说明,解释你为什么重修那两门课;第三,最迟周一,让家里汇五千加元到你的账户。”
我能听见电话那头急促的笔记声。
“老师,”小林犹豫地问,“重修课程会影响延签吗?”
这是很多学生的误区。他们总想展现完美的一面,却不知道移民官更看重真实性。“诚实地说明原因,比如适应困难或者家庭因素,远比试图掩盖要好。记住,移民官也是人,他们理解留学生会遇到困难。”
那个周末,我和小林通了不下十次电话。周六晚上十一点,我们还在修改他的解释信。我坚持要他加入个人感受——不是套话,而是真实的心路历程。
“写写你第一次挂科时的感受,写写你如何调整学习方法,写写你半夜在图书馆啃书的经历。”我告诉他,“让移民官看见一个有血有肉的人,而不是一个档案编号。”
周日傍晚,当所有材料终于准备就绪,小林在电话里轻声说:“老师,其实我害怕的不是被拒签,是让父母失望。他们卖了老家的一套房子才凑够我的学费。”
这句话让我沉默了片刻。我想起了多年前的第一个学生——李同学。他因为语言不好,第一次面签被拒。我们一起准备了整整三个月,从语言训练到材料模拟。当他终于拿到签证冲进我办公室,抱着我大哭时,我才真正理解这份工作的重量。
“小林,”我说,“你记住,延签不只是文件的递交,是你向这个国家证明你的决心和付出。你流的每一滴汗,熬的每一个夜,都是最有力的证明。”
周一一早,我陪小林去了移民局。排队时,我注意到他不停地搓手,这是紧张的表现。我让他深呼吸,然后问了他几个关于未来规划的问题,分散他的注意力。
窗口的移民官是个中年女士,看起来严肃。她翻阅材料时,会议室安静得能听见空调的声音。当看到那封解释信时,她的目光停留了很长时间。
“能告诉我你为什么选择重修而不是换课吗?”她突然问。
小林深吸一口气,用略带颤抖但真诚的声音回答:“因为我不想逃避。那门微观经济学很难,但它是我的专业基础。我觉得,真正的成长不是绕过困难,而是学会跨越它。”
移民官微微点头,在文件上盖了章。
“三个月后带新的成绩单来更新状态,”她说,“祝你好运。”
走出移民局,阳光正好。小林站在台阶上,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“老师,谢谢你。不只是因为这些材料...”
我懂他的意思。这份工作教会我,延签顾问其实是个摆渡人——把学生从焦虑渡到安心,从迷茫渡到清晰。每个学生背后,都有一个家庭几年的积蓄和全部的希望。
回办公室的路上,我翻看手机里存着的照片:2015年第一个成功案例的李同学,现在已是温哥华某会计师事务所的经理;2017年的张同学,曾经因为抑郁症险些辍学,现在多伦多从事心理咨询工作,专门帮助留学生;去年成功延签的王同学,刚刚发来她在大学实验室的照片...
他们让我相信,我处理的不是冷冰冰的申请表格,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生转折点。
现在,每当有新学生来找我,我总会告诉他们同样的话:“别怕,我们一步一步来。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”
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,这是一种陪伴。在异国他乡,有人因为你的帮助而能够继续追梦,这种满足感,是任何报酬都无法衡量的。
窗外,夕阳西下,我的手机又亮了。另一个学生的消息:“老师,您下周有时间吗?我的签证需要续签了。”
我拿起手机,回复道:“当然,把基本情况先发给我看看。记住,不管情况多复杂,总有解决的办法。”
因为我知道,又一个需要帮助的年轻人,正站在人生的交叉路口。而我能做的,就是点亮一盏灯,让他前行的路,不那么黑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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