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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难过时他说我太情绪化

    那是一个周五的晚上,我刚结束连续三天的加班。电脑右下角的时间显示晚上十一点十七分,我揉了揉酸胀的眼睛,把最后一份文件发出去。手机屏幕亮了一下,是妈妈发来的消息:“你爸今天又没怎么吃饭。”

    就这一句话,像最后一根稻草,把我这些天积压的疲惫、焦虑全都勾了出来。

    我给男朋友阿杰打电话,刚接通,声音就控制不住地发抖。我说我太累了,说爸爸生病后脾气越来越怪,说妈妈一个人照顾他太辛苦,说我住在这么远的地方什么忙都帮不上……我说着说着就哭了,不是小声啜泣,是那种憋了很久终于爆发出来的哭声。

    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,然后我听见他说:“你能不能别这么情绪化?”

    那一瞬间,我好像被人按了静音键。哭声卡在喉咙里,不上不下。

    “事情不是要一件一件解决吗?”他继续说,声音很平静,平静得让人心寒,“哭能解决问题吗?你总是这样,一有点事就情绪崩溃。”

    我张了张嘴,想说点什么,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窗外的霓虹灯透过百叶窗在墙上划出一道道彩色的条纹,我的影子在那光影里缩成小小的一团。

    “我这不是在听你说吗?”他大概感觉到我的沉默,语气软了一些,“但你要控制一下情绪,太情绪化对事情没有帮助。”

    “控制情绪”——这四个字像一把钥匙,突然打开了记忆的匣子。

    我想起小时候,大概七八岁,养的小狗走丢了。我哭着跑遍整个小区去找,最后被爸妈带回家。爸爸坐在沙发上,很严肃地看着我:“一只狗而已,值得哭成这样吗?你要学会坚强。”

    初中时,因为最好的朋友转学,我在教室里掉眼泪。班主任拍拍我的肩膀:“长大了就不能这么脆弱了。”

    工作第一年,被领导当着全部门的面批评,我躲在楼梯间里哭。同事找到我,递给我一张纸巾:“职场不相信眼泪。”

    原来在这么多人的眼里,我的难过、我的眼泪,都只是“情绪化”的表现。它们不是真实的感受,而是需要被控制的、需要被克服的缺点。

    可那天晚上,我特别想告诉阿杰:我不是“情绪化”,我是真的难过啊。

    那种难过很具体——是想到爸爸瘦了二十多斤,曾经能扛着煤气罐上六楼的他,现在连从卧室走到客厅都要歇两次;是看到妈妈的白头发越来越多,却还总是笑着对我说“没事,你忙你的”;是我明明很想回家多陪陪他们,却不得不留在这座城市,为了那份付房租刚好够的工资。

    这些具体的事情,难道不值得难过吗?

    后来我们见了面。我试图解释那天为什么那么难过,把爸爸的病历拿给他看,把妈妈每天发给我的短信给他看。他翻看着,眉头慢慢皱起来。

    “这些你怎么不早说?”他问。

    我愣住了。原来在他看来,难过得有充分的理由,得有足够的证据,否则就是无理取闹的“情绪化”。

    那个瞬间,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:很多人想看见你笑,但并不想看见你哭;可以接受你的快乐,但无法接纳你的悲伤。他们爱的是那个开朗的、积极的你,而不是这个也会脆弱、也会无助的你。

    这大半年,爸爸的身体时好时坏。我开始每周回家,周五晚上坐最后一班高铁回去,周日晚上再回来。在家的时间,我就陪爸爸看电视,帮妈妈做饭。他们睡觉后,我一个人在阳台上站一会儿,看这个小城市稀疏的灯火。

    有时候还是会哭,但不再打电话给谁了。我学会了在哭的时候给自己倒杯温水,会摸摸自己的头,像安慰另一个自己。然后洗把脸,继续做该做的事。

    上个月,爸爸突然住院。我在医院走廊里给阿杰发消息,字打得很慢:“爸爸住院了,我今晚要在医院陪护。”

    他很快回复:“需要我过去吗?”

    我看着那条消息,眼泪又出来了。但这次不一样,不是因为委屈,而是因为——他终于问了一次“需要我做什么”,而不是“你能不能不要这样”。

    他来了,带着粥和水果。看见我红肿的眼睛,他没有说“别哭了”,只是轻轻抱了抱我,然后去护士站问需要注意什么,去楼下帮我买咖啡,坐在病房外的椅子上陪我聊些无关紧要的事分散注意力。

    后来他说:“我以前总觉得,爱一个人就是要帮她解决问题。后来才明白,有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,爱一个人,是陪她一起面对那些解决不了的问题。”

    现在我想,也许“情绪化”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。它把人的正常情绪反应变成了需要被纠正的错误。可那些眼泪,那些在深夜控制不住的难过,它们不是缺陷,是我们活着的证据。

    就像此刻,我坐在爸爸病床前写着这些文字。他睡着了,呼吸平稳。窗外的天开始泛白,新的一天就要来了。我知道前面可能还有更难的时刻,但我不再害怕自己的眼泪了。

    因为真正爱你的人,不会要求你永远坚强。他们会接过你的眼泪,不是嫌它滚烫,而是明白它的重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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