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是去年初夏,槐花开得正盛,空气里浮着甜丝丝的味儿。一个周五晚上,我刚加完班回家,手机就响了。屏幕上跳动着“阿杰”的名字——我大学时最好的兄弟。我们曾挤在宿舍同一张床上通宵聊未来,曾分吃同一碗泡面,工作后虽各忙各的,但每年总会聚几次。电话那头,他的声音是前所未有的焦急。
“兄弟,这次你一定要帮我。”他喘着粗气,“我妈突发心梗,正在市医院抢救,医生说要马上做手术,押金还差五万。”
我心里咯噔一下。阿杰母亲身体一直不太好,这是我知道的。他带着哭腔:“所有钱都垫进去了,还差最后这点……亲戚们一时凑不齐,医院说再交不上就要耽误手术了。”
“你别急,”我立刻说,“我现在就转给你。”
挂掉电话,我甚至没跟妻子商量——那是他母亲啊,人命关天。我立刻把刚发的项目奖金转了过去,那是我们存着准备买车的钱。阿杰秒收,回了句:“谢了兄弟,等医保报销下来立刻还你。我妈醒了,我得去守着了。”
那一夜我都没睡踏实,心里惦记着阿姨的病情。隔天早上给他发微信问情况,他没回。我想他肯定在忙,没多想。第三天,第四天……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朋友圈倒是更新了几条,都是风景照,定位在海南。
我心里开始打鼓,但还安慰自己:也许是他心情不好出去散心?也许是他妹妹在用他手机发照片?
直到两周后的一个深夜,大学同学群里突然炸开了锅。有人发了段视频——灯红酒绿的酒吧里,阿杰举着酒瓶站在卡座沙发上,周围堆满了黑桃A的香槟塔。发视频的同学说:“杰总最近发达了啊,天天在海南泡吧,昨晚一晚上消费两万多!”
我的血一下子冲到了头顶。
我颤抖着手拨通阿杰的电话,响了很久他才接,背景是震耳的音乐声。
“你在哪?”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平静。
“海南啊,怎么了?”他语气轻松,带着微醺。
“阿姨怎么样了?”
“什么阿姨?哦,我妈啊,好着呢,昨天还去跳广场舞了。”
我闭上眼,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走了:“所以你妈根本没病,对吗?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。音乐声远去,他好像走到了安静的地方。
“兄弟,对不起……”他的声音突然变得陌生,“我欠了赌债,高利贷找上门了。那天晚上他们就在我旁边,开着免提……如果我不这么说,你不肯借的。”
我握着手机,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脑子里闪过大学时无数个画面——他省下生活费给我买生日蛋糕;我失恋时他陪我坐在天台喝了一夜啤酒;找工作碰壁时我们互相打气,说以后谁发达了都不能忘了兄弟……
“那五万块钱,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,“你拿去还赌债了?”
“还了一部分,”他居然笑了,那种无所谓的笑,“剩下的来海南翻本嘛。你看我这两天手气多好,赢了马上还你,双倍!”
我挂断了电话。然后冲进卫生间,对着马桶干呕起来。不是恶心他,是恶心自己——我那么轻易就相信了他,甚至没要求看医院的单据,没打电话确认。我把我们之间最后一点信任,亲手递给他,让他摔得粉碎。
后来我才从其他同学那里拼凑出真相:阿杰沉迷网络赌博已经一年多了,工作丢了,房子卖了,妻子也离了婚。我不是第一个被他骗的朋友,只是骗得最顺利的一个。
那五万块钱,他到底没有还。从海南回来后,他彻底消失了,电话成了空号,微信把我拉黑。偶尔从别人那里听到他的消息,说是又欠了新债,躲到外地去了。
有段时间我特别恨他,恨他利用了我们之间最珍贵的东西。可慢慢地,恨变成了悲哀。我悲哀的不是失去了五万块钱——钱可以再赚。我悲哀的是,那个曾经和我勾肩搭背、在深夜畅谈理想的年轻人,已经死掉了。现在活着的,只是一个被欲望吞噬的空壳。
我更悲哀地发现,从那以后,我再也没法完全相信别人了。朋友借钱,我会本能地警惕;陌生人求助,我会先怀疑是不是骗局。他毁掉的不仅是我们的友谊,还有我对待这个世界的方式。
前几天整理旧物,翻出大学毕业照。照片上,阿杰搂着我的肩膀,笑得一脸灿烂。照片背面,他用钢笔写着:“一辈子的兄弟。”
我把照片收进了箱子最底层。
有些伤口,不会愈合,只会结痂。而那个痂,会提醒你——信任这东西,给出去的时候要用心,但也要带点脑子。这不是 cynicism(愤世嫉俗),而是成长的代价。只是这个代价,真的太沉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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