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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得刚参加工作时，师傅就告诉我：“咱们这行，讲究的就是‘定时’和‘准确’四个字。差一分钟，差一个数，都不行。”那会儿我年轻，心里还嘀咕：不就是看个温度计、记个数字嘛，能有多难？直到那个冬天的凌晨，我才真正明白了这句话的分量。
那是1998年寒冬的一个凌晨，我值夜班。凌晨两点五十分，闹钟响了。窗外北风呼啸，隔着窗户都能听见那种“呜呜”的声音，像野兽在吼。从值班室到观测场只有一百多米，可那晚我推开门的瞬间，风夹着雪粒砸在脸上，像针扎一样疼。温度计显示零下二十一度，是我经历过最冷的一个夜晚。
观测场的地面结了冰，我小心翼翼地往前走，手电筒的光在风雪中显得特别微弱。走到百叶箱前，手套已经冻得发硬了。可就在要打开箱门的时候，我发现手套会影响读数的精确度——万一手指碰到温度计的水银球，哪怕只是一下，读数就可能偏差零点几度。
我犹豫了那么几秒钟，然后摘掉了右手的手套。裸露的手指触到冰冷的百叶箱门锁，瞬间就像被粘住了一样。我咬着牙，轻轻转动钥匙，打开箱门，借着电筒光仔细读取干球温度计、湿球温度计的数字。手指已经冻得发麻，但我还是坚持读完了所有数据，确认无误后才把手套戴上。回到值班室，手指已经冻得通红，好半天才缓过来。
那一刻我突然懂了，师傅说的“准确”意味着什么——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，而是需要我们用自己的坚持去守护的承诺。
还有一次让我记忆犹新的是2005年夏天那个雷雨交加的夜晚。晚上八点，该进行定时观测了。可就在七点五十分，突然雷电大作，暴雨倾盆而下。同事劝我说：“等雨小点再去吧，太危险了。”我看着窗外一道道闪电，心里也在打鼓。但转念一想，越是这种极端天气，观测数据就越重要。气象预报需要这些实况数据，防汛指挥部在等着我们的报文。
我穿上雨衣，拿着防爆手电，冲进了雨幕中。从值班室到观测场的路，平时走只要一分钟，那天却觉得特别漫长。雨点打得眼睛都睁不开，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。测雨量的容器里已经积了不少水，我小心翼翼地取出量杯，在雨伞的遮挡下仔细测量。雨水顺着雨衣的领口灌进来，全身都湿透了，但当我捧着那个量杯，看着里面准确的水位刻度时，心里却特别踏实。
回到值班室，我立刻整理数据，准时在八点零五分发出了报文。后来才知道，那次的观测数据为当时的防汛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。虽然没人知道那个在雷雨中坚持观测的人是谁，但我知道，我的工作是有意义的。
做我们这行，最难的不是应对恶劣天气，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每天八次定时观测——凌晨两点、五点、八点、十一点，下午两点、五点、八点、十一点，雷打不动。这意味着我们永远没法像正常人一样作息，永远要调着闹钟生活。
记得儿子小时候，有次我值夜班，他发高烧。妻子一个人带着他去医院，我在观测场记录数据。完成工作赶到医院时，儿子已经睡着了，小脸红扑扑的。妻子什么也没说，只是轻轻叹了口气。那一刻，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。但第二天凌晨两点，闹钟响起时，我还是轻手轻脚地起床，准时出现在了观测场上。
有人说我们太死板，现在都是自动站了，为什么还要人工观测？其实，自动仪器再好，也会有故障的时候。而且有些项目，比如云状、云量、能见度、天气现象，还是需要人眼来识别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份工作传承的是一种精神——对自然的敬畏，对真相的坚守。
这些年，我记录过清晨第一缕阳光下的霜花，也见证过台风来临前天空的诡异色彩；曾在寒冬的凌晨呵着白气读取温度，也在炎夏的正午顶着烈日记录蒸发量。观测本上用铅笔写下的每一个数字，都是我献给这片天空的情书。
如今，我也带了徒弟，是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。我第一次带他去观测场时，把师傅当年对我说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了他：“咱们这行，讲究的就是‘定时’和‘准确’四个字。”看着他似懂非懂的表情，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。
前几天整理旧物，翻出了这些年的观测记录本，厚厚的一摞，纸页已经泛黄。我随手翻开一本，上面工整地写着：1999年7月1日，8时，晴，温度28.5℃，湿度65%……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，在别人看来可能毫无意义，但在我眼里，它们是一个个跳动的音符，谱写着我和天空的对话。
再过几年我就要退休了，但我知道，凌晨两点的闹钟还会在很多人枕边响起，观测场上的灯光还会在暗夜中亮起。因为总有人要继续这份守望，用最朴实的方式，记录下这片天空的每一次呼吸。而我们记录下的每一个数字，都将汇入历史的长河，成为人类认识自然、理解气候变迁的宝贵财富。
这就是我的工作，平凡，但我深爱着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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