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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欢迎新同事，”部门主管老陈的目光扫过我时顿了顿，“特别是这位……小姑娘？”
后来我才知道，公司技术部已经五年没有女性工程师了。
第一次分配任务，老陈给了我一个“入门级”项目——整理三年来的技术文档。“你先熟悉熟悉环境，”他拍拍我的肩，“技术工作压力大，别着急。”
我看着同批进来的男同事直接进了项目组，心里那点兴奋凉了半截。办公桌上，行政大姐特意给我放了盆多肉：“女孩子都喜欢这个吧？”我笑笑，把多肉移到角落，腾出地方放我的机械键盘。
转折发生在第三个月。公司接了个大客户，对方要求极高。项目组连续加班两周，卡在一个技术难题上——设备运行时总出现不明噪音。会议室里，几个资深工程师争论不休。
“我有个想法。”我声音不大，但所有人都转过头来。
老陈愣了一下：“小刘啊，这个项目比较复杂，你可能还……”
“让我试试吧，”我打开笔记本，“我在学校研究过类似案例。”
那天下午，我把自己关在实验室。拆解、检测、分析——当我把频率分析报告放在桌上时，老陈第一次正眼看了我很久。报告显示，问题出在一个共振频率上，只需要调整减震器位置就能解决。
“你怎么想到的？”他问。
“噪音每十五秒出现一次，很有规律。不是零件问题，是结构问题。”
从那天起，我算是正式进了项目组。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
第一次出差做现场调试，客户见到我第一句话是：“你们公司派个文员来记录？”我没解释，直接穿上工装钻进了设备舱。两个小时后问题解决，客户负责人特意过来道歉：“刘工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”
还有一次更让人哭笑不得。去工厂跟进生产，厂长直接把我当成了翻译：“告诉你们工程师，这个参数需要调整。”我用流利的当地话回答：“我就是工程师，参数问题可以直接和我讨论。”看着他惊讶的表情，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前辈们都说，这条路要走下去，得先学会对这些“意外”微笑。
最艰难的是去年冬天。公司竞标一个重要项目，对方明确表示“希望由男工程师负责，因为需要经常下工地”。这次我没沉默。
“请给我一个机会，”我找到老陈，“让我参与前期方案设计。如果不行，我自动退出。”
那半个月，我几乎住在公司。白天完成日常工作，晚上研究标书。查遍了国内外所有相关案例，设计了三种不同的解决方案。最后一个通宵，我在办公室等到凌晨三点，就为了等美国的客户上班，确认一个技术细节。
汇报那天，我特意穿了件红色毛衣。不是为了醒目，是想给自己打气。
讲解方案时，我能感觉到台下怀疑的目光。但当我把创新点和可行性一一拆解，特别是展示了我们独有的降噪技术后，会议室渐渐安静下来。那个曾经质疑我的客户代表，最后说了句：“很专业。”
我们中标了。
庆功宴上，老陈端着酒杯过来：“小刘，知道我当初为什么不敢给你重要项目吗？”
我等着他说“因为你是女性”。
结果他说：“因为我女儿和你差不多大，在另一家公司也做技术。她总跟我说同事不信任她。我怕你承受不住这种压力。”
我愣在那里。
“但现在我知道了，”他笑了笑，“有时候我们这些老家伙，确实想太多了。”
今年，部门来了两个新人，都是女孩。面试时她们问我有什么建议，我说：“把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个好点的键盘，比买套装值得多。还有，桌上可以放多肉，但旁边一定要放你最新完成的项目图纸。”
上周，我被任命为新项目组长。第一次主持会议，有个供应商习惯性地把报告递给旁边的男同事。我自然地接过来：“这个部分由我负责。”
现在我的桌上，那盆多肉还在，旁边堆着厚厚的图纸和技术手册。每当有新来的女同事悄悄问我如何应对无形的偏见，我都会告诉她们：实力不需要大声宣告，但它会在关键时刻为你说话。就像那台曾经发出噪音的设备，当我找到准确的频率，一切自然平稳运行。
这条路还很长，但至少现在，当我走进会议室，不会再有人特意强调“这位小姑娘”。他们通常说：“刘工，你来看看这个问题。”——而这一切的改变，不是因为我证明了女性可以做好技术工作，只是因为我证明了我能做好我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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